后真相时代传媒与司法良性互动的重构

2016年末，英国牛津词典将“后真相”选为年度热词，所下定义为：“诉诸情感以及个人信仰较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 面影响更大。”[1]不同于西方后真相式的非理性意见市场和公众信仰民粹化的现实，我国正处于发展矛盾密集的社会集体焦虑时期，只要触及敏感议题，公众的意见神经便极易被激化，后真相式的症候凸显——诉诸感情、偏激化解读、忽略客观事实成为当前舆论场的典型特征。公众舆情的主战场也从主流媒体迁移至社会化媒体场域，反转新闻和假新闻层出不穷，以情绪和意见主导的舆论力量较过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中国《刑事诉讼法》总则第2条明确规定“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2]，也就是事实认定应当受到证据规则的严格规范，排除情绪化的意见，但事实上很多案件在审判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舆情和民意的影响。在后真相的时代语境下，传媒与司法的互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从整体互动较为缓和到彼此关系逐渐趋于紧张，给司法机关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一 新闻传播生态的骤变

（一）社群传播催生情绪化的观点

在后真相时代，社会化媒体是公众主要的新闻信息来源地和交流平台，成为网络舆情的主要承载空间。对于发生的新闻，社会化媒体常以戏谑性、故事化、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迎合着公众的心理需求，极易激起社群讨论。尤其是一些网络社群的意见领袖，善于抓住事件中的可发挥点引起大量的转发从而促使舆论发酵。后真相时代的公众在上述主要由情绪催生的言论场域中，对于自己希望是真实的报道，不管来源多么荒诞，也会相信是真的，而对于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不能满足情感宣泄的事实置若罔闻——比起对事实的分析和判断来说更倾向于情绪先行。

（二）新闻和舆论反转成常态

后真相时代之前的互联网言论场域，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已被web1.0时代的聚合类门户网站以及web2.0时代的社会化媒体不断稀释、日趋落寞，但是我国传统媒体有国家财政经费的支撑，搜狐等门户类网站也有着成熟的运营投入加持，所以即便在情绪几乎凌驾于事实之上的后真相时代，也基本能坚守言论独立。反观社会化媒体，特别是收入极不稳定的自媒体人本来在前互联网时代能平衡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关系已属不易，在后真相时代中想要生存下去，其中一些只负责传播“情绪”以博得一阵热度的自媒体人，深刻明白诉诸情感或个人信仰较于事实更能影响民意，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之下，不同程度地放弃对新闻职业道德和良知的坚守：煽动的话语、猎奇的新闻切入点、刻意炒作的噱头、碎片化的报道，造成各种反转新闻层出不穷[3]23，多种舆论力量时常促进新闻反转，而新闻反转又进一步影响着舆论风向[4]。

二 传媒与司法互动关系的综合梳理

“传媒与司法的互动主要表现为传媒对诉讼、庭审活动的介入报道与舆论监督，[5]8”传媒与司法的互动大致会有几种结果：媒介监督对司法结果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一些案件中促进司法程序的开展，另一些案件中则消解着司法权威，使舆论弱势者的合法权益被忽视；司法机构力排媒介意见，维持符合法律公正的原判；媒介监督引发权力机构对司法审判的介入[6]。可见媒体的舆论施压并非次次都可使法院妥协，并不是影响司法裁决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是典型的辩证法二元关系，存在正向、负向的双重互动。传统媒体时代及前互联网时代，传媒与司法互动整体关系良好、正向为主，而后真相时代新闻传播生态发生骤变的情况下，社会化媒体中站在道德高地的非理性公众促使舆论快速发酵，颠覆着司法信息的真实性，一度引发了社会信任危机，传媒与司法的互动负向偏移。

（一）传统媒体及前互联网时代：传媒与司法的互动整体良性

综合过去的经验，在传统媒体时代和前互联网时代，传媒与司法的互动总体上是良性的，司法信息传播是主体基本真实、舆论基调严肃可控，区别在于主导舆论、引领民意的媒体格局不同。传统媒体时代无疑是主流媒体领航与司法相关的言论走向，而前互联网时代BBS、SNS社区等公众意见逐渐可以和主流媒体分庭抗礼，两个舆论场域的意见联通，共同“合奏”关于司法事件的舆论风向。以公众所熟知的李某案为例，李某故意强奸杀害少女，同时杀死一名男童，在公安机关的追捕下才被迫投案，法院一审判决是处以死刑，可云南省高级法院的二审却改判为死缓。二审改判引起舆论热议，公众认为此案犯罪情节实属恶劣，手段极其残忍，按照刑法应判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于是，在外界压倒性的舆论监督下，云南省高级法院决定启动纠错程序，予以再审。当然，最终的审判没有出乎民意的选择，李某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5]9。

文章来源：《中国司法鉴定》 网址: http://www.zgsfjdzz.cn/qikandaodu/2021/0504/544.html